机要将军“老黄牛”

开国将领首次授衔时，黄有凤是唯一的“机要将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委总参机要局编写的《机要工作手册》中，肯定他是党和军队机要工作的奠基人。

黄有凤，兴国县东村乡澄江村人，1914年生，出身农民，家庭贫苦，读了三年私塾便辍学务农。15岁时，跟随父亲撑竹筏谋生，往返于潋江河上，风吹日晒雨淋，过起了“翘排哥”漂泊的生活。17岁时，当选为乡苏维埃主席。

1932年黄有凤报名参加红军，被选入红军学校培养。毕业后，调至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劳战委员会任译电员。

一天，他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送电报。毛泽东问他是不是新来的，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参军前的经历如何？待他回答后，毛泽东风趣地说：“当过篾匠，撑过竹排，靠苦力谋生，你是工人，无产者喽！”又问：“愿不愿做机要工作？”他深知机要工作涉足机密，主席挑中自己，无上光荣，便坦诚相告：“心里愿意干，只是读书少，文化低，害怕胜任不了！”毛泽东鼓励他：“凡事学而知之，可以边干边学。我来当先生，免收学费。”黄有凤惊喜交集。

不久，他又去送电报。毛泽东顺手接过电报浏览一下，拿起铅笔“唰唰”地改了两个错别字。黄有凤忐忑不安，心想：糟了！这下非挨骂不可，却是虚惊一场。毛泽东和颜悦色而又严肃认真地指出：“电报出现了错别字是要误大事的。信息的准确传达，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和千百万人的生命，不能有半点马虎，要慎之又慎才行啊！”对这次批评，他铭记心头，也成为后来几代机要工作者奉行的准则。

毛泽东还送给他一本同音字典，手把手教他如何查字典，如何查校电报，如何正确使用标点。从此，黄有凤一有空就翻字典、查生字、学文化，进步很快，再没出现过差错，因而受到首长们的一致好评，升任为军委机要秘书。

长征时，黄有凤调任毛泽东的机要参谋，实际上是“全权参谋”，毛泽东的饮食起居生活，公文要件传递，一概由他负责。每到一处宿营，他都要查看主席的住房，安排好办公桌椅，挂地图，安铺盖。离开驻地，要忙着归还老乡的东西，收拾行李。毛泽东白天睡觉，夜晚工作。黄有凤白天要收文件、接电报、听电话，入夜在主席身边陪伴通宵，没有替班的。他一天到晚，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连吃饭上厕所都要忙里偷闲。有多少个昼夜从不离开首长左右，有时还和毛泽东同睡一铺，合盖一被，抵足而眠。在四川懋功，他患疟疾，不能行军，毛泽东让出担架抬他，而自己则骑在骡上打盹。陪伴毛泽东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

1956年10月，黄有凤写了一首《七律、忆长征》：

难忘万里长征路，号角旌旗拥铁流。

赤水河边闻击楫，金沙江里起飞舟。

云横雪岭添豪气，月落草滩照吴钩。

往事悠悠成别梦，眼前风物正清幽。

黄有凤这首诗被收进《将帅诗选》。他一生都难忘和毛泽东一起走完长征。

黄有凤在延安时，历任中共中央机要科股长、机要科办公室主任、机要训练班班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机要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身为东北军区机要处长的黄有凤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1955年，他调进北京，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第一副局长，总参谋部机要局长。凡是和他一起共事或接触过他的人，无不钦佩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

在延安时，人们亲切地称呼“老黄牛”。那时他被中直机关评选为“甲等模范工作者”，奖状上印有毛泽东的签名。同时还奖给他一枚刻有“埋头苦干”四字的奖章。

为了开拓党和部队的机要工作，他亲自主持培训了几代机要人员，可谓“桃李满天下”。“文革”后平反时，组织上征求他对重新安排工作的意见，他用家乡话说：“我这个桐油罐还是装桐油吧！”他对机要工作一往情深，直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还担任总参机要局顾问。

黄有凤五官端正，温文尔雅，戴副眼镜，颇有儒将风度。但机要工作注定了他既不可能轰轰烈烈，也不可能人前显赫，只能在既重要而又平凡的机要岗位上，默默耕耘。职业的特殊性，养成了他沉稳干练，寡言少语，不尚空谈的个性。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或少说多做，或光做不说，从不夸夸其谈，一生淡泊名利。

他不仅当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机要参谋，也曾在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身边工作过。但他从不在人前卖弄、炫耀、吹嘘，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严守纪律，守口如瓶。

在家中，他从不对亲属子女谈论工作上的事，并且立下“三不准”的家规：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看的东西不看，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纵使他们夫妇之间也严格遵守“出门不问去向，归期不知何日”的原则。同志们恭称他是机要部门安全可靠的“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