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进行了血与火的战争，在密码通讯战线也同时展开了一场保密与窃密的斗争。

为了掌握敌军部署和行踪，红军很重视密码通讯侦听和破译工作，为此组建了专门的机构。1931年1月6日红军把反围剿战争中缴获的不完整电台凑成了一部半电台（一部发信机、两部收信机和两套电源），并于同日接收到了敌军第一束飞驰的电波，侦听到了敌军的通讯，这是我军侦听和破译工作的开始。此项工作开始是由王诤领导的红军无线电队负责。鉴于侦听和破译工作十分重要，红军单独成立了情报局，专门负责此项工作。1932年红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四个局，其中二局就是情报局，曾希圣是二局的首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一科（破译科）科长是曹祥仁，二科（译电科）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科长胡立教。

一开始，国民党军虽然在无线电通讯中也采取了加密措施，但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各派为相互防范往往另行自编密本，导致难以实行统一的机要密码制度。加之军纪不严，思想麻痹，因此经常在电报联络中用明码直接呼叫，这就为红军进行无线电侦听创造了机会。

据红军密码通讯先驱刘寅回忆：“白军由于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所以他们在无线电通讯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相互询问：‘QRC？’（你们驻在何处？）‘QRC……’（我们驻在……）白军调动之前，我们经常可以收到他们彼此之间这样的电讯：‘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请即停止联系，我们立即出发，X小时后再见。’”

随着国民党军反“围剿”的失败，其配备的大功率电台被缴获，发报和译电技术人员被俘虏，国民党军开始重视无线电密码通讯保密，在各部队中普遍采用了密码通讯，但并未起到应有效果。中央苏区无线电侦察人员从电文的公文格式和明码底本入手，一字一句地破译了敌人的电报。加之红军又曾在战斗中缴获到敌人的部分密码本，更使中央苏区对敌密码破译工作如虎添翼。由于对红军的极其轻视，国民党部队并没有改变密码体系。红军不但可以顺利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还能够顺藤摸瓜不断破译敌人的新密码。因此不管敌人如何变换新密码，中央苏区仍然可以继续破译其往来电报。

红军在长期的侦听和破译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其中最杰出的三人合称“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他们已经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编码规律，即使国民党军意识到通讯泄密后，不断更换密本，加大编码难度，也始终摆脱不了被破译的命运。甚至连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私人信件也曾被曾希圣破译。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黄埔三杰之一的李默庵曾用密电给远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首诗，尾联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这首诗被截获并破译了出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到西安见到他的黄埔学生李默庵，想起了这首诗，说李默庵的诗写得好，并随口说出了诗句。李默庵大吃一惊，三年前写的这首诗不曾给他人看过，又是用密电发给夫人的，如何会有他人知晓。周恩来直言相告，李默庵于是大惊失色，震惊于红军的侦听和破译能力。

据统计，到1934年7月第五次“围剿”前夕，红军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本400余本，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度复杂的特别密码本。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频繁的行军战斗，对国民党军密码的破译也达到一个高潮，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100%。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已经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红军在侦听和破译敌军密码通讯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做好自身的密码通讯保密工作。党和红军早在1931年就创建了密码通讯工作。方便了沟通联络的同时，也存在泄密的风险。比如红五军团指挥部，用一个普通参谋翻译电报，此人能熟记我们各军通用密本的三分之二。后来叛变投敌，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为加强密码通讯保密工作，党和红军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编制保密程度高、难以破译的密码本。最著名的就是豪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的简称。它由密码工作创始人周恩来亲自编制 ，以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命名 。“豪密”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简单好记，却难以破译。该部密码在党和红军的密码通讯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 。二是加强管理。首先是建立了严格的密码通讯管理制度。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曾在1932年7月2日共同签署《中革军委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规定“密码电本必须交最忠实可靠的译电员(共产党员或团员)随身保存，并要注意保护”，“译电员对密码本要特别注意保存，要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战时译电员要随高级指挥机关走，要有人随他，以便万一他受伤时及时取出密码电本”，“凡报文先头有某某亲译字样的，译电员必须交该高级指挥员亲译”。1933年9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无线电保密问题的密令》，“为严防泄露军事机密起见，特重新制订一种新电码书办法”，并重申了对密码保密工作的要求。同时还加强对密码通讯干部的管理。对犯错误的密码通讯战士处理很严厉。叶子龙在瑞金丢了一份密码电报，就被关进政治保卫局审查。要不是毛主席为他说话，当时就要杀头。后来长征途中，有一个姓罗的机要译电员，因流露出对形势不满，就被处决了。

由于加强了保密管理，“从开始起就注意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讯、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党和红军从敌方密码通讯中获取了众多有价值的情报，敌方却不能从中央苏区电台的通报中得到任何情报，取得了保密斗争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