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的绝密行动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绝地求生的伟大壮举。共和国大搬家，8.6万余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一重大决策是怎么作出来的？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国民党军在一个月后才发现？这得益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绝密行动。
三人密议：做好战略转移准备
四月的江南，本是阳光明媚、春花灿漫的时节。而在1934年，江西南部的红都瑞金却是硝烟弥漫、阴云密布，空气中渗透着悲凉的伤感。由于当时的临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抛弃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犯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红军遭受重大伤亡，中央苏区丧失殆尽。
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相继失守，红军要在苏区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而且如果不及时突围的话，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5月下旬，临时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提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此重大决策必须电告共产国际批准才能付诸实施。6月底，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持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随后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和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此事。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三人团”制订了在10月底11月初从中央苏区转移突围的行动计划。
其实，在成立“三人团”之前，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在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大力扩大红军，补充兵员。到 9月底，全苏区共扩大红军8万多人，组建中央教导师，用于突围转移时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质的运输。在物质准备上，向中央苏区人民借谷子80多万担，收集铜8万多斤，子弹14万多发，采购到20多万元的中西药品，筹款150余万元，国家银行还将石城烂泥坑秘密金库的财物悉数取出，分给各野战部队保管使用。7月在于都设立赣南省，成立赣南军区，直接为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补充及集结出发长征作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命令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红六军团西征湘黔，一方面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另一方面为红军主力突围起到掩护、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8月底，蒋介石下达命令，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三人团”获悉情报后，意识到形势极为险恶，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一是确定干部走留名单。二是部署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三是派出测绘人员和侦察员，秘密潜往赣粤湘边界地区侦察地形，摸清敌情民俗，绘制简明军事地图，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选择行军路线。四是对部队进行编制调整。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军委总部和直属队及干部团编成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第一纵队为军委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军委代号为红星，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军委纵队的代号为红安。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虽然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偏居在瑞金云石山，无法清楚知道下一步的军事部署，但他知道战略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9月中旬，毛泽东主动要求去于都调研，周恩来电告他着力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不久，毛泽东就信丰于都等地区敌人活动的情况以急密电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这为中央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长征起了探路作用。
同时，红一军团奉命调往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出发前，周恩来分别找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谈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
千里密报：“乞丐”送来“铁桶计划”
这是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10月初，在江西北部的庐山，蒋介石磨刀霍霍，志在必得。他主持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制定出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即在瑞金城外构筑30道钢铁防线，布以上百重铁丝网、十几重碉堡和难以计数的障碍物、地雷阵等，形成一个半径为150公里的大包围圈。150万大军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最终将红军一网打尽。
参加此次会议的高级将领中，有来自江西德安地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他是国民党粤系元老，中国同盟会会员，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拿到这份绝密文件后，他吓出了一身冷汗，火速回到德安，找来部下项与年商量对策。项与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三科“红队”的主力队员，当时受党组织委派，潜伏在莫雄身边工作。
形势万分危急，必须尽快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项与年等人买来4本学生四角号码字典，连夜用专用的密写水钢笔进行情报抄录。他们将“铁桶计划”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学生字典上。这种密写药水是用南方土生土长的中药材五倍子所榨成的汁液，等到字典内页的密写水全干以后，便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而收件人只要把信放在明矾水中泡一泡，字迹就会显现出来。此外，他还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并抄录了十张密写薄纱纸放在布鞋鞋垫下面。不仅如此，项与年还将情报要点一一复述，铭记于心，以防万一。
德安到瑞金，中间有8个县市，1300里路程，途经国民党几十个关卡。项与年怀揣装满4本字典的公文包出发了，他先是以“国军情报参谋”的身份来到德安火车站，搭上前往南昌的火车。后来又以德安国立高小的教员身份，机智地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跟踪，从客运、水路再到崎岖的山路，他日夜兼程，翻山越岭，秘密前行。饿了，就以山泉水和野菜充饥，困了，就躲在树林里打个盹。
离中央苏区越近，路上的盘査越严格，到处是国民党的哨卡，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会立刻逮捕。
糟了！前面就是敌军的碉堡，继续用教员的身份恐怕难以蒙混过关。怎么办？项与年看看自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子拉喳、形容枯槁。于是急中生智，决定冒充乞丐。他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拿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自己的门牙，顿时眼冒金星、鲜血飞溅，4颗牙齿脱落了下来。巨大的疼痛使他昏倒在地，醒来时嘴角还残留着伤口血迹，双腮严重肿胀，面部狰狞吓人。
为了能让自己装扮得更像乞丐，项与年又抓起破房子里的柴灰往脸上涂，在身上抹上牛粪，找来一顶废弃的礼帽、一件破夹袄和一只缺了角的海碗，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拄着拐棍往关卡走去。
“你一个要饭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有一个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道。
“长官，您不知道，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给，还放出狗来咬我，我就拼命跑，摔了一大跤。”项与年佝偻着背，哭丧着说。
敌人信以为真, 让他过去了。
就这样，项与年强忍疼痛一路乞讨，俨然成了真正的乞丐。他把乞讨来的发馊了的食物放在字典上面，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就这样，项与年翻越十八个横排的山岭，顺利穿过密不容针的关卡防线，10月7日终于到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面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项与年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
“我的项老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周恩来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叫花子就是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老部下。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身的衣袋中了出来。周恩来命令作战情报部门迅速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获悉“铁桶计划”后，“三人团”当即决定提前实施突围转移。
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安”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向于都集结。
罗塘密谈：你喂的鸽子飞了
其实，在项与年送达密信之前，最高“三人团”制定的中央红军突围转移计划一直在秘密进行。红军与国民党粤军之间进行的“罗塘谈判”，就是其中的关键一招。
国民党军的“铁桶计划”也并非牢不可破。在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蒋介石指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从南面进犯中央苏区，以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的目的。一直偏安广东、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对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为求自保，他想出了一条“送客”妙计：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
陈济棠在为自己“一举两得”妙计窃喜的同时，又不免担心：红军要是不知道他的一片“好意”，或者真的乘虚攻击怎么办？他思来想去，决定同红军进行一次秘密谈判。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于是派他代表到苏区传话，并手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表达和谈之意，摸摸红军的“底牌”。
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周恩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突围这个问题。朱德迅即写了一封密信给陈济棠，对其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表示“无不欢迎”，并指出：“蒋屈膝日本，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进而敦促陈济棠事不容缓，迅即谈判。
双方一拍即合，约定谈判地点定在罗塘镇（今寻乌县罗珊乡，当时为陈济棠部独一师二旅旅部驻地）。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两位同志被委派为谈判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叶剑英向他们交代了谈判的任务与原则，并约定以“你喂的鸽子飞了”作为通知两人立即返回的联络密语。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化身“商人”，在红军骑兵连的护送下前行。第二天黄昏，抵达会合地点——苏区与白区交界的会昌县筠门岭镇羊角水，陈济棠部独一师二旅少将严应鱼、特务连连长严直早早在此接应。
“何先生，我听到、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严连长一见威武潇洒的何长工，顿时对其钦佩不已，悄悄在他耳边说道。
为保密起见，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严直率全连一路护送。每遇岗哨盘问，严直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
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潘汉年、何长工顺利抵达谈判地点——罗塘镇一幢新修的二层小洋楼里。小洋楼后面有一个教堂，两楼相距仅两米，窗口相对。为安全起见，在两个窗口之间临时搭了个梯子，以防突发事件时便于撤退。
陈济棠的代表第一集团军（南路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和第八师师长黄质文已先期到达这里，并做好布置。双方代表同住在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小鸟也不让飞入。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忠实于他的客家子弟，包括他在内的其他无关人员在谈判期间一律不准进入小楼。
10月8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双方谈判代表开始面对面密谈。在和谐的气氛中，潘汉年、何长工两人配合默契，与陈方代表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谈判。
10日，谈判接近尾声，双方达成了5项协议：
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
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
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
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在现在战线后退二十华里。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那天中午，杨幼敏设宴款待潘汉年、何长工。忽然，译电员送来一份急电，正是周恩来与红军谈判代表约定的密语：你喂的鸽子飞了。
杨幼敏看到后，很是敏感，问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何长工机敏地回答。
11日，潘汉年、何长工乘坐轿子原路返回。周恩来专门安排人员在会昌等候，并留下一封信，告诉他们中央红军已经开始战略转移，并在于都集结。
潘、何两人策马扬鞭，连夜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对此表示赞赏。
陈济棠也对罗塘谈判的成果感到满意，他命令严应鱼赠送给红军十万发子弹和大批食盐，同时将罗塘谈判的精神传达到少将旅长一级，后来怕发生意外，又对各部队补下了一道命令：我部主要以保境安民为主，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天无绝人之路，礼送客人出境。正是有了在罗塘谈判与陈济棠达成了协议，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集结密渡：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秘密
1934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三），这在中共党史和军队历史上是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当天傍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万余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向规定区域集结。
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在头顶盘旋侦查。为了绝对保守行动秘密。朱德、周恩来、项英发布的“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又称《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严格要求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须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等等。
经过30多公里的行军，中央红军抵达瑞金市万田乡麻地村安营扎寨。到达集中地后，即用有线电活联络。在万田与万田、麻地间接长途电话线，架设电话，并置总机。
麻地圩四面环山，中间一个小盘地，居住着钟、刘等姓的几十户人家。每一个家族都建有祭祀祖先的祠堂、宗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红军官兵就在这些厅堂度过了长征的第一夜。
“大家把子弹壳收集起来，一个都不能遗漏。”有一支红军部队在麻地村桃树排屋子扎营，离开时留下了大量子弹壳。为了不给国民党军队的追踪留下痕迹，村民钟益清带头把收集起来的子弹壳掩埋到一棵桐树下，并告诫村民绝对保密，打死都不能说。
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保安团来了，他们把村民都集中在晒谷坪上，逼大家说红军往哪里去了？还有谁为共产党红军做过事情？钟益清被罚跪在一根竹竿上，脚弯上压一条凳，条凳上站两个保安团队员，致使两脚肿大走不了路，即使这样，他也没吐露出半个字。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也是人民共和国的大搬家。红军指战员除了扛着沉重的枪炮武器，还挑着衣服、盐巴、银元等后勤物资，甚至把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印钞机，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文件柜都捆在一起带走。为隐蔽行动，队伍都是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
军旗猎猎，战马嘶鸣。各路部队陆续赶到于都县集结待命，准备渡河长征。这里是中央苏区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也是赣南省所在地，人口30万。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全县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于都河由东向西缓缓流淌，最宽的地方达600米，水深1至3米，水流量每秒1.3米，河上没有桥，成为红军长征跨越的第一道天险。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白天隐蔽在树林里，晚上才开始渡河。
秋风萧瑟，河水冰凉。10月17日至20日，于都百姓倾其所有，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同时在8个渡口协助工兵每天下午４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８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渡河到对岸，第二天早上７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静谧的夜空，月光如水，倒映出红军一步三回头的脸庞，河水呜咽，诉说着苏区人民难舍难分的情愫。
“同志哥，这是要去哪里？我们盼着你们早日归来。”有群众自发前来送行，把打好的草鞋、煮熟的鸡蛋，甚至一把炒米装进战士的口袋里。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由于军事行动的高度保密，自师长以下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要执行什么军事任务，他们谨守着服从命令的天职，向着上级指定的方向前进。
中央红军主力夜渡于都河，从贡水河畔集结出发长征，演绎了一段惊天动地的军民鱼水情。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敌手，国民党军队才知道红军主力已转移，正在住院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是啊，这个天大的秘密是怎么保住的？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谜团。
（作者及单位：周鸿，赣州市委组织部；苏保，赣州市国家保密局。根据于都、寻乌县国家保密局提供的资料和有关史料整理。）